如歌歲月科技情懷

——科技部原秘書長石定寰訪談錄(一)


  【個人簡介】




  石定寰,男,中共黨員,1943年出生。196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劑量與防護專業。1980年從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調入國家科委。曾任工業技術局副局長、工業科技司司長、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司副司長(正局級)。曾于1988年至1991年擔任“火炬計劃”辦公室第一任主任。2001年任科技部黨組成員、秘書長。2004年至2014年被任為國務院參事。


  石定寰同志長期負責國家工業及高新技術領域科技計劃與重大項目組的組織實施,以及國家“火炬計劃”及國家高新區的策劃與實施工作,是新能源科技產業的推動者和傳播者。他還推動了科技企業孵化器、生產力促進中心、大學科技園等機構的建設,并長期負責能源、交通等領域的國際科技合作。并參與組織了國家科技計劃、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等工作。


  時間:2018年7月10日

  地點:航天神舟藝術中心錄播室

  專訪對象:石定寰

  訪問人:《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


  訪談人:您認為回顧改革開放系列活動,對我們科技工作的意義在哪里?


  石定寰: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舉國上下都在舉辦各種紀念活動。改革開放的40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個40年,也是我們從一個過去的一個時代,進入了改革開放的一個新的時代,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向這樣一個新的方向在發展。有很多值得回顧的地方。


  科技工作在改革開放40年當中,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我個人來說也很幸運。從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就參與科技工作,后來也參與了一些重大決策的制定過程。中國生產力促進中心協會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約請科技部(國家科委)歷任老領導回顧這一段歷程,把過去幾十年的歷史認真地梳理一下,總結出來,我認為非常有必要!我們只有認真的研究回顧過往的經驗,總結出一些經驗,既是書寫中國科技奮斗史,也是為了更好的展望未來,在繼承的基礎上更好的創新發展。這是由創新過程決定了的。只有不斷地持續創新,不斷地總結前人的經驗,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不斷地迎接挑戰。


  訪談人:請您談談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以后科技工作的情況。


  石定寰:1978年,黨中央召開了全國科技大會。這個科技大會應該說是科技界一個“撥亂反正”的會,更是一個劃時代意義的大會。客觀地說,建國以后的17年當中,我國的科學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我們的1956年制定的12年規劃所提出了我們國家中長期的奮斗目標就是向科學技術進軍。之后中央又提出了我們的四個現代化。70年代,在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的工作報告里,又提出了我們向這個四個現代化進軍。四個現代化,包括工業、農業、國防以及科學技術,就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我國家未來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導向和條件。應該說,在建國以后,我們科技工作在黨和國家的科技方針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些重大的進展。特別是在國防科研上,取得“兩彈一星”的重大成果,壯了國威,壯了軍威,取得了我們國家在這個國際上應有的一個受到尊重地位,也奠定了我們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基石。所以說,是科學技術為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奮發圖強,為我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充分體現了科學技術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同時,在我們的工業領域,民用的科學技術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可以說,科學技術支撐了我們建國初期的幾個五年計劃,使工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進步。


  在那次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作了重要講話,指出了我們國家還仍然要向四個現代化邁進、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邁進,并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科學論斷。小平同志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特別講到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小平同志還明確表示,自己愿意為科學技術工作當好后勤部長。小平同志的講話極大地鼓舞我們的斗志,極大地調動了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熱情。1978年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給我們帶來了科學的春天。我記得所以當時郭沫若就曾經有首詩歌頌了“科學的春天”。我們所有從事科技工作的同志們都精神振奮,意氣風發,以積極和頑強的精神風貌投身到了“中國科學的春天”。我們都強烈地感覺到,在經過十年“文革”以后,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和小平同志講話,煥發了中國科技發展的強勁動力,其現實意義極其重大,歷史意義極其深遠。


  我國的科學技術工作和科技事業發展由此開始全面復蘇,并迅速突飛猛進。也就是在第二次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我國重建了國家科委。


  訪談人:國家科委重建初期,當時的情況如何?


  石定寰: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后,重新恢復了國家科委的建制。作為政府的一個重要部門,在推動、組織全國科技工作,制定規劃、制定政策,組織實施國家部分重大科研項目以及科技人才培養方面,國家科委承擔了很重要的任務。我就是在這么一個背景下,調到國家科委工作。


  隨著當時國家科委在1978年科技大會以后正式恢復組建,需要從各方面抽調人員來充實政府機構。當時國家科委組織了能源政策研究工作,這也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后,政府部門最早開始進行的政策研究工作。因為當時能源問題對于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當時我們整個能源狀況仍然十分薄弱,不管是能源的總量也好,我們的技術水平也好,與先進國家還有很大差距,還很難滿足我們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國家對能源未來的發展十分重視。國家科委就著手組織了我們國家的能源政策、能源戰略研究工作。當時我們研究所的所長也參與了國家科委當時組織的能源政策研究工作,也正是有這樣一個機會,把我調到國家科委的二局,參與到能源政策研究工作當中來。


  現在回想起來,我也是通過這樣一個政策的制定,參與了跨行業、跨領域的政策研究工作,比較系統地研究了當時中國國內能源的現狀以及我們未來發展的需求。1980年,中國的能源產量一年只有6億噸標準煤,全國人均還不到1噸標準煤,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然而我們當時已經提出來,到2000年,要實現國民經濟翻兩番。那么如何通過能源發展來保證國民經濟的發展?鄧小平同志講過,“能源是經濟的基礎,沒有能源就沒有一切”。


  因為當時我們對國家的資源狀況還不是很清楚,特別是對我們的油氣資源情況并不掌握。所以當時在我們的能源政策制定,實際上圍繞著國家未來農業發展來展開的。我也全程參與了。這個政策組織了有關煤炭行業、油氣行業、電力行業,特別是包括水電行業、人員管理、能源消費部門、能源使用部門等各個方面的專家,從能源的生產、消費、系統上做了一些系統的研究。也包括和能源相關的,比如說,我們城市的能源問題怎么解決?農村的能源問題怎么解決?當時我們廣大農村地區沒有參與商品能源的消費。商品能源指的是像煤、油、電等,主要消費在城市,在我們的產業、工業、交通運輸等領域,廣大農村地區還處在無電狀態,當時跟現在比,是一個非常落后的狀態。此外,我們進行電力建設所需要的很多裝備都需要從國外進口,我們國家當時還沒有制造大型發電設備的能力。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制定一個全面的能源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當時也是組織了跨部門、跨行業的人員,為國家提出了一個能源政策的綱要。


  我們曾向中央提出了一個有關中國能源問題的13條重大建議。在這個建議里邊的很多措施、很多建議后來都得到了具體的貫徹實施。比如說我們在建議里提出“中國的農業發展要以開發和節約并重,近期要優先放在節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因為國家當時能源利用的水平和國外發達國家差距很大。要高度重視我們這些能源、資源豐富的省份,把煤炭作為我們重要的基石,同時要大力開發石油和天然氣,做好這方面資源勘探工作。比如說還提出“要加強農村能源和新能源的發展”。當時我們國家的人口有10多億,其中有8億多人在農村。如果農村用不上能源,那農村的現代化是很難實現的。所以要加大農村能源的建設。而在廣大農村地區,除了國家常規能源以外,還要充分利用新能源。所謂新能源就是當時國際上剛剛在開始興起的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新能源。因此,新能源也逐漸納入到我們的能源體系中。這些都是在當時的能源建議里提出來的。當時還提出,要把我們國家一些能源資源豐富的地區,比如山西省,要建成中國的“魯爾”。我們都知道,“魯爾”是德國主要工業區。我們要把山西省也建成中國的能源重化工省份,加大它對全國能源的供應,同時要加強對能源系統工程的研究工作和組織實施工作。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把當時發達國家先進的一些能源模型的制定手段、方法、工具引進到中國來,開始組織我們能源政策的研究,包括能源的統計工作、能源模型的建立等等,用這樣一些手段來支撐我們決策的制定。當時我們還組織清華大學、天津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高校,建立了能源系統工程的研究所,來促進這方面人員的培養。這都是當時國家科委在改革開放初期,圍繞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從決策的角度,開始重視軟科學的研究,把政策研究工作納入到國家科技工作這個重要方面。


  可以說,能源政策的制定,應該說是國家科委最早組織我們科技界,和能源經濟界、產業界共同來參與制定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切入點。正因為如此,后來我們制定“七五規劃”,到2000年的“中長期規劃”,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中長期規劃的政策研究小組,由科委、計委、經委聯合組織的中國十幾個技術政策的研究。這個研究制定完成后,由國務院批準,形成了我們指導“七五計劃”乃至“八五計劃”的一個很重要的技術政策。我們根據我國的現實狀況、根據我們的發展目標,確定我們的技術沿著哪些路線來走、要重點解決什么問題、淘汰哪些落后的技術、如何正確地組織我們的技術路線,來保證我們的經濟建設、產業建設、產業發展,能夠走得更快一些。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決定。


  訪談人:您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最大的困難和挑戰在哪里?


  石定寰:在發展當中也發現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由于過去中國的科技體制基本沿用前蘇聯那套計劃經濟體制,導致了我們的科學技術工作往往嚴重脫離我們的經濟建設。我們很多部門建立了國家的研究機構,我們當時有各種研究院,我們的電力科學研究院、煤炭科技研究院,很多產業部都有研究院,但這些研究院它的研究工作往往和我們最后的成果轉化還有很大的距離。


  當時我們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處于“三品”中。什么三品呢?就是樣品、展品、禮品。當時我們很多科研成果大多數都處在一個樣品階段,還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工業產品。當時很多樣品就成為了展覽會上的展品。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產品,但也展示了我們的科技成果。當然也出現了一些好的樣品,我們就作為禮品送給國外的一些領導人。這個“三品”之說在當時是很形象的。更形象地描述就是認為“科技經濟兩張皮”。如何解決好“兩張皮”的問題非常重要。所以這也是當時科技界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


  我記得是在1983年初,國務院專門召開會議,制定了“依靠、面向”的方針,第一次提出“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指出我們的經濟發展、經濟建設必須要依靠科學技術。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講話后不久,又再一次強調“科學技術不僅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那么如何發揮第一生產力?科技工作,無論是重大計劃還是重大項目的制定,科研工作最后的成果必須要面向經濟建設,遵照“依靠、面向”的方針來加快科技、經濟的結合。后來正是按照這個指導思想,國家科委1983年組織了“七五規劃”的制定,2000年科技部組織了“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制定。這是繼1956年國家制定“12年科學發展規劃”后,又一次大規模地組織制定科學技術的中長期發展規劃。


  訪談人:請您談談您參與國家科技發展中長期規劃編制過程中的相關情況。


  石定寰:我當時也很有幸,參加了這個規劃工作。我們當時是由國家科技部、計委、經委三個委聯合組成了工作班子來領導相關工作,在國務院統籌領導下來做這項工作。當時我記得我們組織了幾百位科技界的專家,住在京豐賓館,集中辦公一年多。我當時參加了能源組的工作。


  前面我講到了,制定“中長期規劃”,第一次把制定技術路線、制定技術政策作為規劃的重要內容。這是過去沒有的。過去我們的科技規劃基本上是一個項目的規劃,就是確定一些重大的科研項目。但這次規劃,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首先要制定我們技術發展的路線以及技術發展的政策。所以就圍繞著我們這十幾個重要產業的技術政策的制定,三個部委聯合成立工作小組,在政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我們的規劃。


  其中產業政策當時就規定了有十幾個,包括能源領域的政策、交通領域的政策,還有通訊、機械工業、輕工紡織、化工、建筑材料等等,大概十幾個領域。當時我記得先有12個,之后又加了2個,一共14個。


  因為有了我們一個前期能源的政,而能源政策是起步最早的,從1979年、1980年就開始啟動能源政策,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能源政策的綱要。能源政策的研究,實際上為我們中長期規劃中十幾個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個很好案例。所以,中長期規劃中這十幾個政策的制定,我們也是借鑒了能源政策制定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包括一些思路的借鑒,組織了各行各業的專家,形成了一個跨行業、跨部門、多學科的制定過程。同時也把科技界和經濟界更好地結合在一起,不僅僅有科技專家,也有產業的專家,來共同研究這個產業發展的目標是什么、現在我們與國際的差距是什么、如何來縮短這個差距、如何更好地采用更合理的技術路線來實現這樣一個發展的戰略目標。我們綜合這些政策,深度考量新時期發展趨勢,提出了符合我國國情但又具有引領作用的政策導向,提出了關乎國運的一些重大項目,制訂了確保這些重要政策貫徹實施的方案。這樣就把科技規劃、把科技規劃的項目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目標和科技發展的政策保障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我想,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是我國科技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是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的一個決不可或缺的至關重要舉措。



攝制: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創意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編輯制作:《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
特別贊助:廣東新媒體產業園
攝像:蘆旋
設計美編:孫昕彤
文字整理:郝世琦 ?趙九州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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