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歲月 ?科技情懷
——科技部原秘書長石定寰訪談錄(一)



  【石定寰簡介】




  石定寰,男,中共黨員,1943年出生。196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劑量與防護專業。1980年從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調入國家科委。曾任工業技術局副局長、工業科技司司長、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司副司長(正局級)。曾于1988年至1991年擔任“火炬計劃”辦公室第一任主任。2001年任科技部黨組成員、秘書長。2004年至2014年被任為國務院參事。


  石定寰同志長期負責國家工業及高新技術領域科技計劃與重大項目組的組織實施,以及國家“火炬計劃”及國家高新區的策劃與實施工作,是新能源科技產業的推動者和傳播者。他還推動了科技企業孵化器、生產力促進中心、大學科技園等機構的建設,并長期負責能源、交通等領域的國際科技合作。并參與組織了國家科技計劃、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等工作。


  時間:2018年7月10日

  地點:航天神舟藝術中心錄播室

  專訪對象:石定寰

  訪問人:《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


  訪談人:我們知道,自恢復國家科委以來,非常重視國家軟科學研究以及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工作,請您談談相關情況。


  石定寰:這個應該也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也是在80年代那段時期。我記得從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以后,80年代初到90年代,這10年,應該說是我們國家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的時期。與重大工程的結合、進入國家科學計劃、考慮國家政策制定,都為整個決策的進一步科學化、民主化奠定了基礎。所以當時國家科委組織了管理科學、決策科學和軟科學的研究。這在我們科技界形成了很大的一塊力量。


  過去我們都很重視硬科學,對軟科學,特別是很多政策研究,關注不夠,所以后來把軟科學也作為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我們軟科學研究的支持經費很有限。國家科委當時一年也只有百十來萬。我在1995年時提出,軟科學研究的經費至少要增加500萬。當時在這方面與國外尤其是美國相比較是非常欠缺的。我記得1998年,美國能源基金會以及美國其他的幾個基金會,聯合資助了關于“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的一個戰略研究。這樣一下子就集資了500萬美元來啟動這個“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研究項目。很多人應該還記得,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比例相當于1:10。這就意味著美國方面在資金組織機制上很活,他們在一個“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方面就能集資5000萬人民幣。而我們國內在這方面能安排的經費都不到500萬人民幣。這個事情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確應該改變我們原有的軟科學經費安排辦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很多東西我們應該增強國家意識。比如這次人家一個研究就拿出5000萬資助給你,讓你有機會把中國的能源研究帶動起來。但是,深層的原因呢?美國方面是不是通過這個研究也了解了中國的能源、經濟、社會等等很多數據和基礎材料?


  當時我們國內的軟科學研究雖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國家能夠安排的經費的確是很少。盡管我們一再呼吁增加這方面的經費安排,但是仍然常常難以落實。甚至于在制定“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時,研究經費都還是不能按照原計劃到位。但總體情況已經大為改觀。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志就很重視,也提出來要重視這個戰略研究,指示要通過這次“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培養國家戰略科技的研究隊伍。


  從全國總體情況看,國家層面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已經在進行深入地戰略研究。但是全國各地的情況卻有很大差異,許多地方在這方面不夠重視,現實情況不容樂觀。據我了解,我們的很多地方,圍繞著省政府的重大決策,很少有這種戰略軟科學的研究機構來支撐。關于這個我有親身體會。我曾經到過一些大省,包括北京臨近的一些大省,沒有一個長期研究軟科學的研究隊伍去做這個政策的研究。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要改變過去的拍腦袋”,要通過科學研究來支撐相關決策。


  國家科委很早就提出“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發展到現在,我們有各種數學模型、各種科學技術手段、計算機等等,應當借助這些來加強我們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進程。我們提倡“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其中“科學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民主化”是基礎。當時我們說的“民主化”,就是說對任何一個事情,都要提出各種不同的方案,經過認真的比選之后,才能得出最好的決策方案。咱們現在很清楚:決策,是決策者、是政府部門的責任;專家,是給你提供各種方案、提供各種依據(的人),但最后的決策者必須是政府。一個國家要有一個高效的行政機構,必須要由政府來決策。如果專家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方案,那么政府就要根據這些專家的意見,要靠政府做判斷,從中選擇出最好的方案。最后責任也是政府的。


  我認為國家科委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的確是一種遠見,其做法是非常正確的,也是貫徹科技和經濟結合很重要的舉措。


  訪談人:科技界和產業界至今仍津津樂道當年國家科委的“兩把火”。一把火是“星火計劃”,一把火是“火炬計劃”。就我們了解,您自始至終都參與了這“兩把火”的工作。我們請您先談談“星火計劃”的相關情況。


  石定寰:這個方面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國家科委在1984年開始策劃“星火計劃”。我記得是在1984年、1985年啟動的。第一次在揚州召開了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制定“星火計劃”的整體內容。這個事情是國家科委副主任楊浚同志負責。所以楊浚同志當時也被人們稱為“星火司令”。當時,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把這個工作交給了楊浚主任。而楊浚同志當時主管我們工業科技司。所以當時實際上,在整個“星火計劃”在運行當中的很多任務是由當時的工業科技司來承擔的。


  如何把農村工作與科技工作結合起來呢?這個一開始是沒有任何經驗可循的。我們當時經過研究,認為首先從開發農村資源特別是農產品的深加工入手。以農產品深加工來帶動農村資源的開發,以此來引領農民致富奔小康。因為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農民單純靠出售農產品是很難實現致富的。而且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條件下,農產品價格是由國家來制定的,價格壓得很低。只有把農村的資源和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鄉村的小型工業發展起來,然后把農產品的深加工發展起來,使農業人口的整體素質得到提高,那么農民實現致富愿望的機會就更多了。


  當時的“星火計劃”包含了什么呢?“星火計劃”的示范項目,特別是工業領域的小工業示范項目,包括小煤礦、石材、建材等等,都成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帶動型項目。當時除了工業示范項目以外,還包括一些農業產業化的項目,同時還著力加強對農村人才的培養。為此,我們還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星火學校”和培養基地。當時世界銀行也給了“星火計劃”很大的支持,拿出專項資金來支持我們國家的“星火計劃”。值得總結的是,在當時農村經濟極端落后的情況下,“星火計劃”極大地帶動了當時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很多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就在那時候迅速發展起來了。比如當時浙江省從養鴨子到用鴨毛做羽絨服、很多地區的很多糧食加工項目,都是在那個時期的“星火計劃”和相關項目技術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


  在這里我需要提一下的是,在世界銀行貸款當中,世界銀行、亞洲銀行的貸款都采取了“貸款加撥款”相結合的形式。首先,在貸款的過程當中,為了更好地利用和使用世行貸款,發揮貸款的效益,我們通過采取一部分技術撥款做前期研究的方式來確定這個項目到底可不可行?第二,貸款的另一個重要投放方向就是在人才培養上的投入。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能力建設”一詞,就是從國外引入的名詞。在此之前,我們國內名詞當中并沒有“能力建設”這個詞。人才培養是“能力建設”中關鍵環節,是實施好一個計劃所必需的資源。“星火計劃”作為這么大的一個計劃,在廣大農村地區培育“星火人才”、“星火能人”是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重要條件。不然你怎么去發展農村經濟?“世行組織”當時也很看重這個。所以愿意提供貸款支持國家科委在全國各地建設了大批的“星火學校”來培養農村經濟發展人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火計劃”很快就帶動了廣大農村經濟的發展。作為促進廣大農村地區科技和經濟結合的“星火計劃”,在加快科學技術在農村地區的普及和深入,培育和推動鄉鎮企業發展,加速廣大農村地區人民的脫貧致富,推動農村經濟整體發展等方面功不可沒,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農民脫貧致富的強有力推手。


  訪談人:眾所周知,國家“863計劃”是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6年3月聯名向中央寫信建議加強我國的高技術研究并由小平同志親自批示,由國家科委著力推動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其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請您談談“863計劃”的相關情況。


  石定寰:在國家“星火計劃”啟動實施之后,緊接著就是國家“863計劃”。 此時適逢“七五計劃”公布后不久。當時因為國家實力不足,經費有限,經費大都用在了支持主體產業的發展上。截至“七五”時期,我國的主體產業仍然非常落后。想要提高主體產業,就必須投入大量經費。因此,歸口到國家科委的經費就非常有限。總而言之一句話,可分配經費可謂捉襟見肘,但是又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發展什么、支持什么、哪個優先,這些都是問題。


  當時美國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互聯網、信息技術、新一代的材料技術等,都已經開始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那么我們面向未來的這些領域,特別是與國防相關的領域,包括航天技術等,該怎樣來支持?當時“七五攻關”的攻關經費極其有限,那些經費連支持產業發展的技術攻關都不夠。所以很多專家提出,是不是我們應該再有一個計劃?


  我記得在制定“七五計劃”時,很多專家,包括我們國家科委有關司局都提出應該有一個新的計劃來支持面向未來的、長遠的、前沿的重大技術研究。我們的四位科學家寫給中央的信受到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視。小平同志高瞻遠矚,果斷地對這四位科學家的信作了批示。這四位科學家的信不僅僅代表他們四位科學家的意見,也反映了當時包括國家科委在內的整個科技界對未來前瞻性研究的期待。中央根據小平等同志的批示,很快就批準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因為這四位科學家給中央寫信的時間是1986年3月,小平同志批示也是在3月份,因此這項計劃便被命名為“863計劃”。記得小平同志后來在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典禮上講過,“中國在高技術領域要占有一席之地”。怎么占領一席之地呢?沒有一個計劃,怎么支持戰略呢?所以“863計劃”就是要支持中國在高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國家計劃。所以我認為 “863計劃”的意義就在于中國表明了要在未來戰略性的前沿高技術占有一席之地的決心,也是國家戰略上的一個重大布局。


  “863計劃”作為這樣一個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技術計劃,使我們能夠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要考慮國家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的競爭力的問題,不能只看眼前,因為當時我們眼前確實也存在很多問題。除了眼前,還要瞻前顧后,必須要具有前瞻性,這樣的前瞻性也是戰略性的體現。


  那么什么叫戰略性?溫家寶總理曾經講過,戰略性就是要有前瞻性、有長遠性、有戰略性,這才叫戰略。所以說在當時來講,國家“863計劃”的制定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這個計劃批準以后由國家科委來組織實施。當時我在工業司,我們負責“863計劃”中的能源、材料、自動化方面,這三個領域都在我們工業科技司這兒。當時的新技術局負責信息技術領域,后來考慮到兩個司的力量不太平衡,我們的攻關任務也很重,后續就把自動化這個領域的事交給了新技術局。還有一個生物技術領域交給了農業局,他們有一個生物中心,由生物中心負責。當時就這樣確定了五個領域:能源、新材料、信息自動化、機器人和生物技術,把這五個領域作為當時“863計劃”的5個制高點。當時還有幾個“軍口”領域的內容。后來經過論證就形成了現在的“神舟”系列。所以現在我們的神舟系列是當時“863計劃”最早規劃的航天計劃里一個基礎計劃。也正是通過當時的論證,才形成了我們國家整個航天發展戰略幾步走的規劃,同時“神舟系列”也成為我們航天領域的重大工程。


  訪談人:我們知道您參與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請談談這方面的相關情況。


  石定寰:“863計劃”之后,還要提一個很重要的事,就是有關我們的科技體制改革。由于當時我們國家的體制基本是按照蘇聯的模式,所有的計劃都是指令性的國家計劃。當時包括中央研究院所、地方院校,加起來將近幾千家,中央院所就有800多家。中央院所、科學院,加上地方的一些高校,這些院所很多承擔任務的能力是有限的,并沒有解決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問題。那么如何解決科技跟經濟結合的問題?除了剛才我說的那些以外,很必要從體制上要來個釜底抽薪,要解決體制上問題,必須從源頭上入手。科技體制改革是在1984年國家發布《關于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的若干決定》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鄧小平同志曾經講過,“要建立適合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科學技術體制,也要建立有利于科學技術發展的經濟體,經濟領域和科技領域的改革要相輔相成,要互相支持,互相促進”。鄧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了這個思想。所以在1984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向市場經濟過渡后,緊跟著就提出了科技體制的改革。


  科技體制改革里有兩個核心問題,一個是通過減撥各個院所實驗費的方式,促使研究院所面向市場、面向產業、面向企業,從那里找到更多經費。同時,將減撥的實驗費作為科學技術計劃的一個內容,通過招標競爭的辦法來引導更多的研究院所承擔國家的重大任務。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推動科技人員的流動。過去我們科技人才的工作崗位都是固定的,很難流動。改革開放初期開始有了一些“星期天工程師”。正因為有了“星期天工程師”,才有了我們鄉鎮企業的發展。你像這些技術人才,他只有通過“星期天工程師”的方式,才能到鄉鎮企業去,哪怕去一天也好,給鄉鎮企業指點指點。很多鄉鎮企業都是靠著“星期天工程師”發展起來的。但是,最初這種模式在當時并不是名正言順的。所以在科技體制改革中,我們鼓勵人才合理流動,不能固定在一個單位。


  在科技體制改革大潮之后,也出現了很多新的現象。一是更多的研究所開始面向產業、面向行業,跟企業緊密結合,推進產研合作,深入企業和市場去找課題。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什么呢?就是課題研究必須要應用。因為如果不能運用,企業就白出錢了。企業不像國家,國家投錢,你只要拿出成果就行,這個成果是不是“三品”都沒事兒,你都能“交差”。但是一旦進入市場爭取的項目,拿了企業的錢以后就必須要真正實現技術創新的這個過程,要把研究成果放到市場中檢驗。二是通過人才流動,使我們的人才可以更好地發揮才能。很多研究所的科研人員,有的適合搞基礎性的研究,有的更適合推動成果產業化,愿意去跟企業結合。科技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才各得其所,各盡其能。所以當時我們鼓勵研究人員下海,創辦科技型企業。也正因為有了科技體制改革,才有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才有了很多研究院所、高校的一些研究人員下海創辦科技企業。



攝制: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創意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編輯制作:《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
特別贊助:廣東新媒體產業園
攝像:蘆旋
設計美編:孫昕彤
文字整理:郝世琦 ?趙九州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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