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改革路  碧血薦丹心】

——科技部原副部長惠永正訪談錄


  【惠永正簡歷】




  惠永正,漢族,江蘇蘇州人,1939年12月出生。1962年7月畢業于北京大學化學系;1962年9月,進入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副所長、所長;1990年至1998年3月,任(原)國家科委副主任;1998年4月至2000年3月,任科技部副部長。


  早期從事物理有機化學研究,系統地研究了糖淀粉及其衍生物作為宿主體系的宿主——客體化學和微環境效應研究,隨后研究領域擴展到計算機化學、微泡體化學和糖化學。卸任科技部副部長后主要從事中藥現代化研究,主持中藥信息庫建設并投入應用,開展中藥活性化合物特別是皂苷的研究,開發出若干人參皂苷、紅景天皂苷的產業化合成方法。主編出版了大型工具書《中藥天然產物大全》。著有并發表學術文章71篇。先后培養碩士研究生7,博士研究生6名,合作培養博士生8名。曾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78年),中科院科學進步一等獎(1986年),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1988年),中科院發明一等獎(1997年),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訪談人:據我們了解,您在調任國家科委之前在學術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而在1990年擔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后您分管國際科技合作工作,轉身成為了科技外交官。這段時光已過去了二十幾年,但至今還有許多此期間從事國家科技合作的老同志津津樂道國家科委在此期間對獨聯體和歐洲的“快進式”科技外交。我們想請您談談這段科技外交過程和當時影響我國科技發展的科技外交節點。


  惠永正:我是在1990年到2000年這10年的時間里負責我們的科技外交工作。10年中我學習了很多也提高了不少。現在回顧一下覺得還是有很多值得總結、值得我們思考的體會。


  首先認識到,科技外事工作是我們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定不能忘記。在這里我想舉一些例子。比如我上任不久恰逢蘇聯解體,當時各方面的思想都有,但中央很明確,那就是我們決不當頭!那么又如何面對解體后的蘇聯呢?是否應該抓住時機迅速布局呢?在中央領導下國家科委積極行動,1992年正是那些國家剛剛獨立不久,我受命率團旋風式的訪問了這些國家,俄羅斯,然后是波羅的海的幾個國家,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接著是分別和這些國家簽訂了科技合作協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們應該是與他們最早簽訂合作協定的國家,在這件事上我們抓住了先機。應該說,在當時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停滯觀望,而是積極行動,從而與這些新獨立國家建立了最初的聯系,歷史證明這樣做是及時的正確的。


  在1996年,因為“李登輝訪美”事件引發中美摩擦造成的問題,給兩國之間的正常交流制造了很大的困難。我記得當時中央領導同志在北戴河會議的時候指示,要求外交戰線的同志能主動地、積極地走出去,去打開局面。但如何去貫徹中央指示做好工作,也不是容易的。1997年初我到巴西去訪問,返國途中經停紐約,當時我們駐美使館的科技參贊專門跑到紐約來和我說,美方也在想通過一些渠道來緩和、打破與中國目前僵硬的關系,他說副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希望和我在白宮見個面,探討一下兩國在環境問題上的合作。由于當時我駐美大使在國內,也沒有時間請示國內了,經商量以后我改變行程到華盛頓特區,在白宮與副總統安全助理見面討論。回國后立即向錢其琛副總理和宋健國務委員匯報了美方偕討論環境合作而進行高層接觸的意圖。經中央協調后馬上就由我帶隊,率有關部委部門領導同志在美國國務院與美國的相關部門舉行對口會議。


  我那時候壓力挺大的,美國那邊基本上是半天換一撥人。比如今天上午參加會議的是國務院的,下午就是白宮科技顧問辦公室,第二天上午是美國商務部的,下午是能源部的。總之,他們的人員是輪換的,一撥又一撥。而我們參加會議的很多同志原來都不接觸這些議題,因此壓在我身上的擔子很重。中午不休息,吃點三明治后連軸轉,連續幾天都在那里周旋。會議還是取得很多進展,戈爾副總統不但參加了開幕式,還在白宮接見了我和大使,應該講這也反映了美方的重視和迫切程度。是年,戈爾副總統訪問我國,翌年朱镕基總理回訪美國,完成了副總統和總理的互訪。從此,中美兩國的高層接觸又恢復到正常軌道。當然,兩國領導人的會議議題肯定是超越科技合作的更大范圍,我們并未與會,但科技外交工作確實起了重要作用。從這兩件事就可以看出,科技外事工作有它自身的特性,相比于其他渠道更容易打開僵局開拓局面。


  第二點,科技外事工作是人際交流的一個重要渠道。通過科技外事交流,促進了或者說推動了一大批中美、中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科學技術合作,包括現在仍在進行的“ITER計劃”,也包括曾經參與的“伽利略計劃”,通過這些合作擴大了國際朋友圈。


  第三點,我認為科技外事工作可以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在這里我也想舉些例子。在科技部的分工中,我除了負責科技外事工作外,還參與協調、領導一些科技專項,因此我非常關注這些企業,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他們那里調研,知道他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海外市場渠道不暢。為此在參加雙邊科技交流時特意帶上企業的人,幫助他們打開聯絡渠道,后來國務院的領導出訪時也這樣做了。我們也請一些退休的同志一起來推動這件事,因為他們對原駐在國的情況比較熟悉。現在古巴的生物醫藥技術與我國的合作十分活躍,但溯源可至20年前。當時我率團去古巴參加兩國科技聯委會,了解到古巴這方面的優勢,從而推動了雙方合作,促進建立了中古首個生物醫藥合資企業。我們使領館的科技外交官歷年來介紹了很多可以開展合作的項目,如以色列的節水農業。但總的來講用得還不太好,主要是國內要有一個渠道去對接,否則就失去了很多合作機會。我認為生產力促進中心應該可以做這項工作。


  回顧這10年的科技外事生涯,悟出一點經驗就是要密切加強與外事主管部門的聯系,多匯報多協調。當時我們和外交部的關系非常好,經常去外交部請示、匯報,與歷任外交部的主管部門領導、甚至包括外交部的主要負責同志建立了很好的工作關系,對開展科技外事工作得到很多幫助。


  訪談人:您認為我們國家科技事業在90年代的積淀對后面20年的發展做了哪些鋪墊?


  惠永正:我認為90年代國家科委、科技部工作的積淀還是起著很好的作用的。從“科技興農”到“科技興市”,再到“科教興國”,一直發展到現在的“創新驅動”戰略,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高新技術開發區”到現在的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是由小到大、由點到面,不斷深入提高的發展過程。國家科委從80年代就開展 “科技扶貧”到現在打響“全國科技扶貧攻堅戰”,這二者之間都有著緊密的聯系。當時對歐亞大陸橋以及瀾滄江和湄公河地區合作的前期研究,對 “絲綢之路”以及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合作,都起著重要的先導作用。回顧歷史、把握現在、展望未來,很重要的一點是前瞻性。因此,我們的工作特別是科技部的工作,就是要有前瞻性。


  當時科委、科技部經費很緊張,但軟科學的研究或者戰略性的研究非常活躍。如今經費不像當初那樣緊張了,我希望我們也能把戰略研究這方面更加重視起來。中央的大政方針已定,路線圖亦已明晰,但具體運作還是要提前思考和布局,這樣能為今后國家10年乃至后30年的發展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因為科技的布局永遠是我們國家發展布局的前提。


  訪談人:您一進入國家科委就擔任委領導工作。您能和我們談談您在科技部工作時的其他經歷和感受嗎?


  惠永正:我最初在中科院有機所任所長。出國之前,我的職務就是題目組長,管兩個人。出國做訪問學者,1983年底回國后本想好好干研究,但黨委書記三次登門拜訪非要讓我當計劃處處長。沒辦法,還是聽從組織的安排干了管理工作,后就任副所長、所長。也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擔任管理工作后面臨困難阻力也很多,但也沒有什么包袱,沖在前面搞改革。


  1985年,中科院決定由我率專家組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商議籌建深圳工業園。當時特區剛剛建立,不知道該朝哪個方向發展。那時深圳的同志開玩笑說,深圳的發展大概有三條路,第一條是發展房地產;第二條是發展股票市場;第三條是把深圳轉成香港的一部分。這當然只是一個玩笑但也說明那個時候深圳的目標、方向都并不明確。最后深圳通過科技創新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可以說深圳現在能取得這樣的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而深圳工業園的建立是深圳高科技產業的起步。


  我從科技部退休以后有幾個基本考慮。第一點,不參與科技部的事情,不打擾大家工作。第二點,雖然回到原來的研究所,但不影響年輕人的工作。我到科技部后還保留了研究組,當時宋健同志和我說,“我在清華也帶研究生,你帶研究生也沒問題”。經過十年從政,年輕學者已成長起來了。所以,我將原來保留的課題組和多余經費都交給青年同志接手,這樣使他們的成長更順暢。


  在本世紀初,我接受了上海和浦東新區領導的邀請,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在上海浦東張江組建了“上海中藥創新研究中心”,在我的領導下主要完成了中藥信息庫和皂苷合成兩項重點任務。回想起來,我涉足中藥現代化起源于九十年代初,我和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吳儀同志協助宋健國務委員與美國進行的知識產權談判,當時的焦點在專利法,達成協議后的新專利法對原創藥物的保護更嚴格。為此,中央政府認為要加強對新藥的研究以滿足人民的需要。由此成立了部際的新藥促進領導小組,由我任組長。我們經研究后認為,推動中藥現代化,發展創新中藥,可以為我國的健康事業作出大貢獻,并在1996年推出“中藥現代化行動”。20余年的經歷使我與中藥事業結下不解之緣,從“宏觀”起步而“微觀”收官,在我卸下上海中藥創新研究中心的工作后,由衷感到輕松和滿意,從此可以安心退休,悠哉悠哉!


顧問:劉燕華  石定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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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制: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創意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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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郝世琦  趙九州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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